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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哈特做空義大利里拉:與索羅斯同場的歐洲貨幣危機豪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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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定位 同一場危機收益率近乎翻倍,斯坦哈特是1992年被歷史遺忘的真正贏家

這篇講什麼

同一場危機,他的收益率超過索羅斯,卻幾乎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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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 6 個核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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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 斯坦哈特做空義大利里拉:與索羅斯同場的歐洲貨幣危機豪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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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 斯坦哈特做空義大利里拉:與索羅斯同場的歐洲貨幣危機豪賭

同一場危機,他的收益率超過索羅斯,卻幾乎無人知曉

1992年9月16日深夜,當全世界都在慶祝索羅斯「打垮英格蘭銀行」的時候,邁克爾·斯坦哈特正坐在紐約辦公室裡,盯著另一條貨幣的崩塌曲線——義大利里拉。

那一年,斯坦哈特合夥人公司的全年回報率超過50%。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約為30%。同一場危機,同一個戰場,斯坦哈特的收益幾乎是索羅斯的兩倍。但歷史只記住了索羅斯。

這種反差,本身就是一堂課。

故事要從1979年說起。歐洲匯率機制,英文縮寫ERM,是歐洲各國為推進貨幣統一而搭建的一套固定匯率框架。各成員國貨幣必須在與德國馬克的約定匯率上下2.25%的窄幅內波動。這個設計的初衷是穩定,但它內嵌了一個致命矛盾:不同國家的經濟體質差異巨大,卻被強行鎖在同一條匯率鎖鏈上。

1990年,兩德統一。為了消化東德經濟,德國大幅提升利率,吸引資本流入。這對德國是合理的,但對義大利、英國這些經濟增長乏力、通脹偏高的國家而言,跟隨德國維持高利率就等於主動掐斷本國經濟的喉嚨。

斯坦哈特在1991年底就開始系統性地研究這道裂縫。

他的團隊不是從匯率圖表入手,而是從各國的經濟基本面出發,逐一解剖。義大利的問題尤其觸目驚心:財政赤字佔GDP的比例長期超過10%,公共債務與GDP之比接近100%,通脹率遠高於德國。里拉在ERM框架內被人為高估,出口競爭力持續流失。更關鍵的是,義大利的政治體系在1992年陷入「淨手運動」引發的大規模腐敗醜聞,政府公信力跌至谷底。

斯坦哈特得出的結論是:里拉不是「可能」貶值,而是「必然」貶值。時間是唯一的變數。

這個判斷與索羅斯的邏輯並不相同。索羅斯的核心押注是英鎊——英國在1990年以偏高匯率加入ERM,經濟基礎本就不牢,一旦德國拒絕降息協調,英國將無力維持。這個邏輯精準,執行兇悍,索羅斯在英鎊上動用了超過100億美元的槓桿頭寸。

斯坦哈特的選擇不同。他構建的是一個多貨幣做空組合:英鎊、里拉、瑞典克朗,同時佈局。在他看來,ERM的結構性矛盾不會只在一個國家爆發,它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沿著基本面最弱的環節依次倒下。里拉,是他認為最脆弱的那一塊。

1992年9月13日,義大利宣佈里拉貶值7%。這是ERM成立以來最大的單次調整。但斯坦哈特沒有平倉。他判斷7%遠遠不夠,里拉的結構性高估需要更大幅度的修正才能出清。

三天後,9月16日,英鎊在市場的狂轟濫炸下崩潰退出ERM。同日,義大利宣佈暫停里拉參與ERM。里拉隨即自由落體,最終貶值幅度超過20%。

斯坦哈特的多貨幣組合在這兩週內同時引爆。

事後有記者問斯坦哈特,做空里拉最難的地方是什麼。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不是建倉,是等待。」

從1991年底開始佈局,到1992年9月危機爆發,中間將近10個月。在這段時間裡,里拉並沒有立刻走弱,義大利政府多次幹預市場,歐洲各國領導人也在反覆磋商,試圖修補ERM的裂縫。每一次幹預都會短暫推高里拉,讓做空頭寸承受賬面浮虧。

這種煎熬,會讓大多數交易者動搖。

斯坦哈特沒有。他的底氣來自對基本面的深度研判。他相信,固定匯率制度在面對結構性經濟失衡時,只能延緩崩潰,無法阻止崩潰。政府的每一次幹預,都只是在壓縮彈簧,而不是拆除彈簧。彈簧壓得越緊,釋放的力量越大。

這與逆向投資的核心完全吻合:市場的短期噪音會讓正確的判斷看起來像錯誤,而真正的機會,往往藏在那段最難熬的等待裡。

1992年結束時,斯坦哈特合夥人公司管理規模超過40億美元,全年回報超過50%。這一役正式確立了斯坦哈特在全球宏觀對沖領域的地位。但他始終沒有索羅斯那樣的公眾知名度。原因之一,是他從不主動接受媒體採訪來宣揚自己的交易。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多貨幣組合策略難以被壓縮成一個簡潔的英雄敘事。

「打垮英格蘭銀行」是一句好標題。「系統性研判歐洲匯率機制結構性失衡並構建多貨幣做空組合」不是。

但投資的世界裡,賺錢才是唯一的計分板。

斯坦哈特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1992年讓他最自豪的不是收益數字,而是在整個過程中保持了獨立判斷——沒有跟隨索羅斯的框架,沒有被市場的短期噪音帶偏,沒有在漫長的等待中放棄。

一個交易者能做到這三個「沒有」,已經足夠稀有。

固定匯率制度會人為壓制經濟失衡的市場出清訊號,當基本面偏差持續擴大而匯率被釘住時,單邊風險極度不對稱,這正是宏觀做空的最優入場結構。—— 投資啟示

本篇出現的關鍵概念

歐洲匯率機制 (ERM,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1979年建立的歐洲固定匯率框架,要求成員國貨幣在與德國馬克約定匯率的上下2.25%窄幅內波動。其設計初衷是為歐洲貨幣統一鋪路,但因各成員國經濟體質差異巨大卻被強制鎖定在同一匯率體系,導致結構性失衡持續積累。1992年危機中,義大利和英國相繼被迫退出,正是這一內在矛盾的集中爆發。
結構性高估 (Structural Overvaluation)
指一國貨幣匯率因制度約束或政策干預長期維持在高於經濟基本面所能支撐的水平。斯坦哈特對義大利里拉的判斷即屬此類:義大利通脹高於德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出口競爭力流失,但里拉被ERM框架人為釘住,實際購買力與名義匯率之間的偏差隨時間擴大,最終形成必須通過貶值出清的壓力。
多貨幣做空組合 (Multi-Currency Short Portfolio)
同時對多個被認為存在貶值壓力的貨幣建立做空頭寸的宏觀策略。斯坦哈特在1992年同時做空英鎊、義大利里拉和瑞典克朗,邏輯是ERM框架下基本面最弱的多個貨幣會依次崩潰。相比索羅斯集中押注英鎊,多貨幣組合分散了單一貨幣不按預期貶值的風險,同時擴大了危機連鎖反應時的收益來源。
淨手運動 (Mani Pulite)
1992年在義大利爆發的大規模司法反腐調查行動,義大利語原意為「乾淨的手」。調查揭露政商之間系統性賄賂網路,導致多個主要政黨瓦解、數百名政界和商界人士被起訴。斯坦哈特在分析義大利里拉貶值風險時將其列為關鍵因素之一——政治體系的公信力崩潰加劇了市場對義大利政府維持里拉匯率承諾能力的懷疑。

關於這位大師

邁克爾·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1940年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父親是一名珠寶商,童年家庭環境並不穩定。他19歲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隨後進入華爾街從事證券分析工作,在洛布·羅德斯公司(Loeb, Rhoades & Co.)積累了早期的研究和交易經驗。 1967年,斯坦哈特與合夥人共同創立斯坦哈特·法恩·伯科威茨公司(Steinhardt, Fine, Berkowitz & Co.),這是對沖基金行業早期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後更名為斯坦哈特合夥人公司。從1967年到1995年基金清盤,近三十年間年化回報約為24%,遠超同期標準普爾500指數表現。這一記錄在對沖基金史上屬於頂級序列,但因斯坦哈特極少主動接受媒體採訪,知名度始終不及同時代的索羅斯和朱利安·羅伯遜。 斯坦哈特的投資風格橫跨多個維度:早年以美國股票的逆向選股見長,擅長在市場共識尚未形成前建立大規模集中倉位;進入1980年代後逐步擴充套件到固定收益套利和全球宏觀交易,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是他宏觀能力最集中的一次展示。他的研究方法強調從宏觀經濟結構入手,通過識別制度性扭曲和基本面背離來尋找不對稱風險回報機會。 1992年的里拉交易是斯坦哈特職業生涯的高點之一。他在危機爆發前近10個月即完成系統性研判和佈局,最終在多貨幣頭寸上同步獲益,全年回報超過50%。1995年,在經歷債券市場一次重大虧損後,斯坦哈特選擇主動清盤,結束了長達28年的基金管理生涯。此後他轉向慈善和公共事務,但1992年的那筆交易至今仍是宏觀對沖領域教科書級別的研究案例。

本篇 6 句最值得抄進筆記的話

常見問題

斯坦哈特1992年做空義大利里拉賺了多少錢
斯坦哈特合夥人公司1992年全年回報超過50%,當時管理規模超過40億美元,這意味著當年的絕對收益規模在20億美元量級以上。相比之下,索羅斯量子基金同年回報約為30%。斯坦哈特的超額表現來自多貨幣做空組合的同步引爆:1992年9月13日里拉貶值7%後他未平倉,9月16日里拉最終貶值超過20%,加上英鎊和瑞典克朗頭寸的同期獲益,多個頭寸集中在兩週內實現。
斯坦哈特和索羅斯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策略有什麼區別
核心區別在於押注結構和目標貨幣。索羅斯的量子基金集中做空英鎊,動用超過100億美元槓桿頭寸,邏輯是英國1990年以偏高匯率加入ERM且經濟基礎不牢。斯坦哈特則構建了英鎊、義大利里拉、瑞典克朗的多貨幣做空組合,判斷ERM的結構性矛盾會沿著基本面最弱的環節依次引爆。斯坦哈特認為里拉問題最為根本:義大利財政赤字、公共債務、通脹率均顯著劣於ERM其他成員國,貶值是必然而非偶然。
歐洲匯率機制ERM為什麼會在1992年崩潰
根本原因是成員國之間經濟基本面的結構性差異與固定匯率約束之間的不可調和矛盾。1990年兩德統一後,德國為消化東德經濟大幅加息,其他成員國被迫跟隨以維持匯率,但這對經濟增長乏力、通脹偏高的英國、義大利等國等於主動抑制本國經濟復甦。同年英國以偏高匯率加入ERM,進一步積累了脆弱性。1992年9月,市場對義大利和英國維持匯率能力的信心徹底崩潰,大規模拋售形成不可阻擋的壓力,義大利和英國相繼宣佈退出。
斯坦哈特合夥人公司長期年化回報是多少
斯坦哈特合夥人公司從1967年成立到1995年主動清盤,運營約28年,期間年化回報約為24%。這一長期記錄在對沖基金史上屬於頂級水平,同期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年化回報約為11%-12%。1992年是其最佳年份之一,全年回報超過50%。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債券市場動盪造成了較大虧損,斯坦哈特在1995年選擇主動清盤結束職業生涯,而非在虧損壓力下被迫離場。
宏觀對沖基金如何做空一種貨幣
做空貨幣的主要工具包括貨幣遠期合約、外匯期權和貨幣掉期。以1992年的操作為例,斯坦哈特可以通過遠期合約鎖定未來以約定匯率賣出里拉的權利,或借入里拉並立即在即期市場換成其他貨幣,待里拉貶值後以更少的外匯買回里拉歸還借款,賺取匯差。槓桿的使用使得即便匯率變動幅度看似有限(如里拉最終貶值約20%),名義本金上的絕對收益也可以相當可觀。做空貨幣的主要風險在於目標國政府持續干預市場,迫使做空方在頭寸贏利前承受長期浮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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