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斯在網際網路泡沫頂峰期間堅守短週期量化訊號,拒絕追漲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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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 西蒙斯在網際網路泡沫頂峰期間堅守短週期量化訊號,拒絕追漲科技股

2000年納斯達克狂飆時,他的模型對科技熱股幾乎零暴露,泡沫破裂後反手大賺

1999年12月31日,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全年漲幅定格在85.6%。香檳還沒喝完,華爾街已經開始討論下一個會漲到哪裡。

那一年,幾乎所有人都在追。共同基金經理把科技股塞滿組合,對沖基金押注思科、朗訊、美國線上,連養老金都在偷偷加倉納斯達克標的。市盈率這個詞變得無關緊要——沒有盈利的公司照樣市值破百億,有人甚至發明瞭新指標:「眼球數量」。邏輯是,只要使用者夠多,錢遲早會來。

就在這片狂熱裡,位於紐約長島東塞託基特的文藝復興科技,幾乎沒有動。

詹姆斯·西蒙斯不是沒看見這場盛宴。他當然看見了。但他的大獎章基金執行的是另一套語言——不是故事,不是敘事,是資料。模型的核心邏輯是短週期統計套利:在幾天到幾周的時間視窗內,捕捉價格對歷史規律的偏離,等待均值迴歸。持倉週期極短,有時不超過兩個交易日。

問題來了:那些科技熱股有沒有短期價格規律可循?

答案是幾乎沒有。思科的股價不是在均值附近震盪,它是單邊上漲,漲了再漲,背後是情緒和敘事在驅動,而不是任何可被統計模型捕捉的週期性訊號。大獎章的系統掃描這些標的,找不到可以下注的統計邊際,於是就不下注。不是因為西蒙斯判斷泡沫要破,而是因為模型說:「這裡沒有我能賺的錢。」

這個區別至關重要。

2000年3月10日,納斯達克摸到5048.62點的歷史高位。然後開始下跌。先是慢慢跌,然後是踩踏式崩塌。到年底,納斯達克全年收跌約39%。那些重倉科技股的對沖基金,有些單年虧損超過50%。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羅伯遜在這一年之前就已關閉旗艦基金,部分原因正是拒絕追漲科技股卻遭遇大規模贖回——他的邏輯是對的,但他的資金撐不到對的那一刻。

大獎章那一年的稅前回報是多少?

98.5%。

納斯達克跌了39%,大獎章賺了98.5%。這不是小幅跑贏,這是另一個宇宙的結果。

西蒙斯事後接受採訪時說的話耐人尋味。他沒有說「我們早就看穿了泡沫」,也沒有說「我們做空了科技股」。他說的大意是:模型自然篩選的結果。系統在那些標的上找不到訊號,所以沒有暴露。泡沫破裂之後,市場開始出現大量短期價格異常——波動率飆升、錯誤定價湧現——這反而給了模型更多可以套利的機會。

換句話說,大獎章的超額收益來自兩個方向:泡沫期間的「缺席」保住了本金,泡沫破裂後的「在場」賺到了混亂。

這背後有一個組織層面的故事同樣值得注意。1998年到2000年,大量投資者和外部聲音都在質疑文藝復興:你們為什麼不買科技股?你們的模型是不是過時了?內部也有人感受到壓力。但西蒙斯和他的團隊——包括後來執掌基金的彼得·布朗和羅伯特·默瑟——堅持一條原則:訊號說什麼就做什麼,沒有訊號就不做。

這條原則聽起來簡單,執行起來極難。當市場每天都在提醒你「別人都賺翻了」,當客戶開始打電話問「你們為什麼落後」,保持系統紀律需要的不只是理性,還需要一套組織文化和制度設計來對抗人性的動搖。文藝復興的解法是:把主觀判斷的空間壓縮到幾乎為零,所有交易決策由模型執行,人的作用是改進模型而不是凌駕於模型之上。

這場勝利可以複製嗎?

這是一個至今仍有爭議的問題。大獎章的策略依賴海量歷史資料、極低延遲的執行系統、以及對訊號的持續迭代——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可能讓整套邏輯失效。更重要的是,大獎章早在1993年就對外部投資者關閉,規模始終被控制在可以靈活進出市場的範圍內。容量限制本身就是策略的一部分。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遷移的:在系統邏輯和市場情緒發生衝突時,選擇相信哪一個。

2000年的故事告訴我們,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你虧損的時候,而是你「踏空」的時候——周圍所有人都在賺錢,而你的模型或邏輯告訴你不要動。那種壓力足以摧毀絕大多數投資者的紀律。西蒙斯的大獎章之所以能在那一年創造98.5%的回報,不是因為他們預測了崩盤,而是因為他們在崩盤之前什麼都沒做錯——只是拒絕了一場沒有統計依據的盛宴。

不追,本身就是一種策略。

短週期均值迴歸策略與長週期動量泡沫存在天然對立——當某類資產的價格由敘事而非統計規律驅動時,量化訊號的「缺席」本身就是一種風險過濾機制,無需依賴宏觀判斷。—— 投資啟示